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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提堂狼洗铭文方国瑜、孙太初和蔡葵对朱提、堂狼地望、洗的制作年代、铭文及图案的象征意义进行了考证，认为：朱提和堂狼均位于犍为郡内，其制造的鼎盛时期是东汉中晚期，恒、灵帝时期由于战乱才逐渐萎缩，铭文和图案为汉族喜爱的吉祥语和动植物。
此外，还有其他一些铜器铭文考释研究文章，如云希正《西汉平都犁斛》考释认为“犁斛”可能是“厘斛”之意，是小于标准平斛的一种计量单位，认为该器是研究我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。戴尊德《太原东太堡发现西汉孙氏家鐎》对一出土铜鐎铭文作了考释，并考证得出“孙氏家鐎应当是汉景帝时封于琅邪郡（今山东）之骈侯孙单家之物。”
李光军、张子波《西汉馆陶家铜连鼎及王氏一斗鼎》对二鼎铭文作了考证，认为“馆陶家铜连鼎”属于汉文帝长女馆陶长公主家之器，并确定“王氏一斗鼎”年代应为西汉初期或中期。赵康民《阳平顷侯铜石鼎及其它》对自名为“阳平顷侯铜石鼎”、“宁陵侯铜灯”和“子鼎”等器铭文做了考释。乔淑芝《“蒲反田官”器考》指出“蒲反”即“蒲阪”，在今山西永济县，汉代属河东郡；并指出“蒲反田官”的设置，当与《史记·河渠书》所记武帝时穿渠“引河溉汾阴、蒲阪下”之事有关。王翰章、陈孟东《陕西凤县出土东汉雒阳武库东卢铜熏炉》对该熏炉铭文作了考证，认为当时洛阳武库有“东卢”和“西卢”之分，这段铭文的记载为武库内部的建筑设置提供了新材料。李仲操《汉建昭雁足灯考》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公社六甲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雁足灯铭文作了考释，此雁足灯的出土。为探讨西汉末年外戚专权、阳平侯的封地等问题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数据。景明慧、刘晓华《汉阳铜朔钟铭文考释》对甘肃庆阳地区出土的一件铜钟作了介绍，并对铭文中出现的“考工”、“汤官”等官职名称进行了考释。傅振伦《西汉堂阳侯错银铜虎符考释》对该铜虎符铭文作了考释，为了解汉代虎符铭文提供了可靠数据。
王晓谋《西汉“横山宫”铜灯》经过考证，认为“横山宫”即文献所记“黄山宫”。黄盛璋的《染杯、染炉初考》就西汉染杯、染炉本身进行阐明，考证了其名称、来源、用法、类型、年代等问题。周晓《黄阳鼎跋》通过对该鼎各段铭文中“槐里”、“黄阳”等秦汉地望的考释，认为此鼎为战国秦器秦铭，又加之以汉铭。曾建国、聂萍《山东嘉祥出土东汉南武阳大司农平斗》对该件铜器铭文作了考释，认为嘉祥“南武阳大司农平斗”的出土，为研究两汉量器的制造发展及有关问题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。李京华《“王小”、“王大”与“大官釜”铭小考》虽然是讨论铁器铭文，但对于理解铜器铭文很有借鉴意义。
